改革就是创新
就"四个现代化"和"新四个现代化"而言，改革虽然是其实现的首要条件，但推进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同样对之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而真实的包拯所身处的宋代司法传统，也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多重意义。唐宋社会面临近世化转型，商品经济不断冲击礼教堤防，社会风气不耻言利，甚至竞相逐利，贫富分化严重，利益冲突频繁，大至人命奸盗，小至牲畜坟茔，皆成为推动老百姓进入司法场域的动因。
包公形象神化最主要的时期是元明清三代，这也恰恰是中国古代皇权专制登峰造极的时期。除此之外，包公墓志和宋人笔记中记载的有据可考包公处理的贵臣偿债案、二人饮酒案、中人占河案、冷清妖言案、从舅犯法案、窬垣践妪案、笞盗从谏案、池州浮尸案等案例，也分别反映出包公所具有的刚毅、机敏、肃正、果断、正直、宽厚、谦逊、明辨等司法素养，而这些素养，直到今天仍然是国家对于司法人员的基本要求之一。在包公叙事中，我们固然看到了叙事者们着力塑造的包公在各种权势高压之下仍然刚直不阿的形象，这无疑反映了老百姓的内心期待。 三、观念：司法之神所代表的司法公正 包公就这样成为了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维护司法公正的千古司法之神。在司法理念方面，宋朝统治者回归到儒家仁政思想脉络，强调司法活动要以仁爱为本，重视狱讼，恤刑慎罚。
[21] 再将视线拉回到包公故事，我们看到尽管历史上的包拯有其他多重身份，但最为人们所熟知和传诵的恰恰是他的司法官员身份，而且是一位具有专业司法素养和高超司法技艺的司法官员。首先是权势的催逼与倾轧。到了1954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建立。
如果把地方法院、检察院的人事权全部或者部分地从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手中拿走了，拿到省一级甚至中央一级，就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管辖的行政区划内，不设法院、检察院，在这个区划内发生的所有案件纠纷，是否按照法律的规定得到处理，本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无权过问。在这份说明中，最高检察院做了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表述：检察权是国家权力的一种，属于中央权力。[41]它更便于司法机关‘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和‘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还可以接待人民群众对一些有关本地区政府或司法机关工作问题中的申诉事项。本文认为，只有从彭真所阐述的司法职权的这一根本特征出发，才能准确认识、理解前述孟建柱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关于司法职权属于中央事权的论述。
[6] 2003年一些中央部门和法学专家对修改宪法的意见。本文试图就这两个重大问题阐述一些观点，以期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所谓人权、财权、事权等哪个职权应当归中央，哪个职权应当归地方，都存在广泛的争议。1982年宪法在第三章国家机构的设计和规定中，对国家机构做了三个分类。1、司法权形成之历史与理论，似乎并不支撑它的中央性。这恐怕才是司法职权最大的中央性。
[13] 彭真的以上论述，虽然针对的是两院独立行使职权的错误认识，但却从正面深刻地揭示了司法职权的根本特征，即：执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从法制上保证各族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职业法官代表了国家权力，但人们对这一国家权力仍然不放心，于是由人民制约国家权力的陪审制度产生了。但是，如果省一级统管机构考察提名了，就要求基层人大常委会依照法律程序任免，人大常委会为充分体现对上级统管机构的尊重，一律予以任免，那么，人大常委会不是真的就成了只履行法律手续的橡皮图章吗？ 三是，地方法官、检察官的任免能不能由省一级统一提名？法官、检察官的提名权究竟应当属于谁，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考虑到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将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完全由中央统一管理，尚有一定困难。
[46]这说明，彭真上述讲话的精神，就是中共中央的精神。[26] 转引自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32页。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要依照地方性法规，参照规章。现在，要改变法律的规定，把地方法官、检察官的提名权从本行政区划内拿走，需要十分慎重，因为它使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在行使任免权时，面对的却是一个上级机构的提名，这就很可能改变权力机关以行政区划为单位进行社会治理的基本结构。
这样做，就是执行全国人民的意志，就是服从中央的领导。追溯历史可以发现，地方法院、检察院在建立之初，其人事任免权就是由本行政区划内的地方权力机关来管理的。[45]这里，彭真很明确地把地方权力机关管理同级法院、检察院的人事权，上升到事关九亿人民把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防止阴谋家、野心家篡夺国家的领导权的高度，这是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得出的结论，是十分引人深思的。建国以后，对于如何认识两院服从法律独立行使职权，与接受党的领导和其他国家机关监督制约的关系，理论和实践中始终有尖锐分歧。考察司法制度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专属立法权的这一特点，对于准确理解前述孟建柱文章中关于司法职权属于中央事权的论述，是十分必要的。[16]孟德斯鸠在这里揭示了现代诉讼中回避制度的源头。
两个月后的12月28日，法工委作出的答复是：立法法规定，地方组织法关于提案主体的规定中没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因为诉讼制度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这方面的事项地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不需要提出地方性法规案。3、有关立法和司法实践都表明，法院和检察院实际行使了地方的事权。
[34]李六如这里解释的第一、第三个理由都是具体的现实问题，容易理解，而他的第二个理由则是十分引人深思的，因为他提出一个我国民主政权由地方而中央的发展过程问题，进一步地说，他是提出了一个中央权力的来源问题。遗憾的是，对这个问题他没有进一步展开，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检察院人事任免权的分析。
三、人事权统一管理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关系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司法改革中实行人财物统一管理，十分关键的内容之一是，如何实行人事任免的统一管理。但从广义上看，其所指应当是国家机构体系中处于顶层的国家机关，范围大体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家主席、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
这种做法在英国得到了延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法院、检察院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十分重要的两根支柱，对这两个重要制度的改革设想和设计，都只能有利于加强而不能削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建设而不能损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司法改革应当坚持的基本政治方向和重大政治原则。 四、结语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改革设想，是司法改革中的重大事项。[49]我们期待着，在维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有关方面能够用足够的智慧和方法，找出一条地方法院、检察院人事权统一管理的路子。
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与实践创新，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本政治制度作用的基本精神。一个情况是，基层人大常委会以行使法律规定的职权为由头，大面积否决省级机构的提名人选。
比如，党中央、团中央、中央政府。即使它不实际行使提名权，只做提名前的各种实质审查工作，审查后由省级法院、检察院或者交由基层法院、检察院去提名，这些做法是否具有充分的法理基础，也是值得认真讨论的。
[49] 参见《法制日报》2014年6月15日第二版。这两个规定实际揭示了地方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性质的双重性：一是，地方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都属于统一国家的机关，行使国家的职能，分别接受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和最高行政机关的领导。
还有，能不能说地方法院和检察院行使的职权是中央某个机关比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呢？也不能，因为事实上没有任何这样的授权，而两类地方机关的职权恰恰是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和赋予的。本文认为，认识中央事权至少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何谓中央？权威正统的《辞海》从不同角度对中央的含义做了解释。实行地方法院、检察院人事统一管理，还遇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落实宪法第99条的规定。[39] 《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当然，这个文件只是一个内部的说明，并没有公开发表。对这个改革，彭真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是这样说明的：当时苏联是由总检察长负责，下级检察长由总检察长任命。
二者非但不矛盾，而且，由地方权力机关管理两院的人事权，正是扩大地方民主、监督两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需要。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也告诉我们，要达到对一个事物的科学认识，必须充分考虑各种不同的因素，不仅要注意正面的因素，也要注意反面的因素，有时候还需要特别注意反面的因素。
[12]对于两院为什么要服从法律，彭真进一步做了精辟阐述：服从法律，就是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决定，也就是服从全国人民。这时候的人民委员会实际代行了今天的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因为1954年，地方只设立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没有设立相应的常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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